皇太极在称帝初期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皇太极称帝初的战略

深入腹地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称帝伊始，便为大清国的扩展作出了两大抉择，一是进军京畿，二是亲征朝鲜。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出师征明。御翔凤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要求诸将公议而行，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即此战主要为掠取人畜财物，残破明地，不在于攻克坚城。阿济格等遵命，于五月三十日出发。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铎等率军进兵山海关，以牵制关宁明军，协助英王入边。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统率八万大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七月五日会师于京畿延庆州，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余。明崇祯帝急令京城戒严，重兵防守紫荆关等处，力图阻止清军从山西而来由西山进京。阿济格却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经延庆入居庸关，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随即连续进攻或攻克主坻、定兴、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鄞县（通县）、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最后，趋京城北，至怀柔、大安，分屯密云、平谷，遍蹂畿内，九月初一出冷口而还。清军将士获胜欢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砍塞上柏树大书：“各官免送”，扔于道上，嘲弄明将吏胆怯畏战。

明军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身负重任，拥兵十余万，却畏敌如虎，不敢迎战，屡遭言官弹劾，日服大黄药求死，致上行下效，将多闭城不出，或待清军归时，尾随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击。

九月二十八日，阿济格统军返抵沈阳，皇太极出地载门十里外亲迎。阿济格率众将跪捧献捷表文。大学士范文程跪读表文：“攻克明国边城，长驱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纵兵驰突，凡克城十二，摧敌阵五十八，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巢丕昌等。我国出征将士，全军奏凯而归。”皇太极大喜，设宴赏赐将士。

过了两年，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八月，又发动第四次征明战争，目的仍是掠夺人育财物，摧残明国实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他领兵渡大凌河，牵制山海关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讬率右翼军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统军于九月初四离沈阳，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绕过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进，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六路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并进。

明崇祯帝大惊，京师戒严，诏天下勤王，以宣大总督卢象昇督天下勤王兵。卢象昇进士出身，胆略过人，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屡与农民军交锋，因功从大名知府连续擢升，崇祯九年（金天聪八年）任至宣大山西总督。此时奉诏督师，三受尚方剑，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卢用兵，事尚可为，然而卢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顺帝意主和，杨、高两人多方阻挠，使卢之用兵计议无法实现。杨、高并说动皇上，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之二万兵，关、宁诸路大军数万皆归高起潜。杨嗣昌进大学士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命大学士刘字亮督师，又将卢之兵分与陈，卢只剩下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发饷。

卢象昇见危不惊，提饥疲残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职之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父老闻悉，齐叩军门请卢转驻广、顺待机克敌，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者”。卢象具感动流泪，泣告父老说，深感父老恩义，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卢领兵至蒿水桥，被清军数万包围，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潜拥兵数万，拒不应援。“象昇督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阵亡。其仆惧清兵残破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而死，全军尽没。高起潜率部逃走时，入伏大败，从此明军不敢接战，只是远远尾随而行。

清军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于崇德四年三月出关。此役攻克号称中原一大都会的济南城，先后败敌五十七阵，攻陷直隶山东顺义、文安、庆云、博野、庆都、高唐、历城、泰安等七十余城，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击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员一百余人，生擒明亲王朱由枢及郡王、监军太监等人。明仅济南省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棒，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此时，清军右翼兵主帅扬武大将军、镶红旗旗主岳讬贝勒及其弟辅国公玛瞻病殁于军中。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势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鲜都城汉城，逼迫国王李倧接受投降称臣条约，规定：断绝与明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每年进贡一次，贡纳金银、水牛角、豹皮、鹿皮、茶叶、纸、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往来礼仪，均照明朝旧例实行。李倧之长子及另一子和诸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常驻沈阳，惩办主战大臣。从此，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进一步增强了国力。

松锦决战

崇德五年（1640）起，皇太极又发动了松锦之役，以消灭明朝主力。锦州，是明国辽西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为锦州后盾，宁远、锦州不下，山海关断难攻克。史家对此形势评论说：清军屡次入塞，而不能得获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

皇太极根据历次攻锦的经验，决定采取长期围攻的方针，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择统军往围，三月一换。经过一年的围困，守锦州外城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密约降清，济尔哈朗率军攻取了外城。蒙古将士、家属六千二百余人投降。

明崇祯帝朱由检大惊，立催蓟辽总督洪承畴督兵来援。洪承畴，进士出身，因镇压农民军有功，从督粮参政一跃而为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随改蓟辽总督，率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蓟州总兵自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统兵十三万，于八月初抵达松山，与锦州守军相呼应，充分发挥大炮的长处，“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势甚危急，立即向清帝报告。

皇太极闻悉围锦清军“屡战败觑，势将败北”，决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锦州”，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环松山城扎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营寨林立，旌旗翻飞，战马嘶鸣，阵容严整，围锦之清军见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气势，无不“大骇”。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仪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巩，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超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旦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勿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

“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

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海大战

皇太极于松锦大捷后，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遣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统满蒙汉八旗军约五万人，及外藩蒙古科尔沁等部士卒约五万人征明，掠夺人畜财物，消耗明的国力。清军于十一月入边，明帝虽调集援兵四十万，但分辖于四总督、六巡抚和八总兵，事权不一，将怯士疲，不敢迎战。清军所向无敌，纵横直隶、山东，连败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鲁王等六王和五员总兵及大批官将，攻克衮州、顺德、河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兵逼燕京，抵密云，俘获人畜九十二万。

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经过五夭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明国。

此时清军，训练有素，骑射娴熟，久经征战，屡败明军，是一支威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劲旅，要想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

此时清军面临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室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置六政府尚书，恢复五等爵，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余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练，军纪严明。《明史》称其：“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舆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四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岗峻坂，腾马直上。水惟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久战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李自成领有马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骁将云集，如刘宗敏、李岩、贺锦、刘芳亮、高一功、刘体纯、袁宗第、马世尧、郝摇旗等等，皆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临阵冲杀，势不可挡，官兵见之无不丧胆。李自成率军于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明降臣入贺，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抚各地，管辖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湖广部分州县。张献忠据四川，称大西国王，统兵五六十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皆系久经征战的猛将。清军怎样对付这拥兵一百五六十万的强敌？

双方相比，清军人数太少了。此时，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佐领，按每佐领平均为二百丁的规定计算，满洲男丁约有六万二千丁，加上蒙古二万三千丁、汉军三万三千丁，一共才十二万丁左右。多尔衮出征时，“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公兵”。据此，满兵为四万一千余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名，汉军三万三千名，三顺王、续顺公四部有兵二万，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过十二万人。多尔衮要以这四万满洲壮士为核心，去消灭六七十倍于已的明兵和农民军，确是难而又难，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然而，历史竞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满族正在蓬勃兴起，富有进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吸取了本民族这一优点，而且加以发展，不畏艰险，施用巧计，勇柱直前，毅然统兵向山海关杀去。他乘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初降大顺继而复叛遭到农民军重重包围即将覆灭之际，逼降吴三桂，安然入关，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吴军拚死厮杀，农民军疲惫不防之时刻，统军猛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临抵达京师，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燕京登极大典，原来偏主一隅的辽东汗福临，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朝之后的新的全国住政权。

九州一统

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实现了兄长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入主中原的愿望，进了北京，端坐金銮宝殿，频降圣谕，可是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宝座时有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将二三百万，势力相当强大。此时，清政府只辖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部分州县，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国土分属大顺、大西和南明诸王。李自成退据陕西，辖有陕、甘、晋、豫诸省与河北一些州县，张献忠主宰天府之国，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宁，其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广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浙、闽、粤、桂、鲁、赣、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他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予清朝重大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曾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清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兵士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

清帝用于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对势力的满洲人员，却少得可怜。经过几年激烈征战，满洲八旗男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断减少。入关前夕，还有六万余丁，顺治五年只剩下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过了九年，又减至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也只有十万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为兵，也很难战胜二三十倍于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马上得了天下，全国有一千四百余府厅州县，直径万余里，这十万军队分驻各地，每县不足百人，怎能坚持统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其次，民贫国穷，动荡不稳。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百业调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顺治八年（165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余顷，比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田地，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军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而人丁田地减少，使田赋丁税商税收入剧减。顺治八、九年，每岁仅收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各路兵饷却岁需一千三百余万两，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每年缺银八十七万余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顺洽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每年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数银两外，朝廷岁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兵饱缺额达四百四十万两，再加上王禄、官俸、河工、赈灾等必需用费数百万，清廷确实陷入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民贫国穷、司农乏策的深渊。

尽管面临万分险恶的局势，摄政王多尔衮、清帝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却毫不畏惧，知难而进，想尽办法，以五万左右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汉军八旗与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较早归降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汉兵，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消灭大顺、大西、南明二百多万军队，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坚持川东荆襄地区抗清外，全国尽隶清朝。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有了进步，人丁增多，耕地扩大，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比十年前将近增加了一倍。爱新觉罗江山才算巩固下来。

皇太极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纳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衷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同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皇太极兵逼明都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全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准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价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己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水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水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已之役”（己已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